經濟緊張與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密切相關。本文作者基于實證調查發現：已婚婦女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與丈夫對其進行家庭暴力和經濟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關；家庭收入低與丈夫對妻子進行個人和經濟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關；丈夫失業與其對妻子進行經濟控制的可能性呈正相關。在此基礎上，作者建議政策制定、學術研究應充分關注主觀經濟緊張與客觀經濟緊張對女性家庭暴力的影響。

由經濟緊張誘發的家庭暴力給受害者造成極大傷害，應關注家庭暴力發生的經濟因素，有效防治家庭暴力。

■ 鄭莉 徐小禾 劉藝璇 王建 徐睿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社會學界和公共衛生學界開始關注中國的家庭暴力問題。雖然關于家庭暴力發生率的統計數字有所差異，但統一的趨勢表明，針對妻子的家庭暴力現象時有發生。關于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產生的原因，研究發現父權意識形態，女性對家庭收入的低貢獻率，男性的低社會經濟地位、貧困、嗜酒以及吸毒都是針對女性進行家庭暴力的風險因素。但目前國內少有關于經濟緊張和家庭暴力關系的系統性研究和理論化說明，筆者致力于彌補這一研究缺陷。

筆者采用2017年由成都市婦聯、成都市社會科學院和四川大學聯合進行的成都市女性思想狀況及生育意愿調查數據，選擇已婚女性樣本納入統計分析模型研究，樣本量為340份。

基于家庭壓力模型的四大假設

基于家庭壓力模型和關于家庭暴力的文獻回顧，本研究提出以下四個假設：假設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與丈夫對其進行家庭暴力行為的發生率正相關；假設丈夫失業和家庭收入低與丈夫對妻子進行家庭暴力行為的發生率正相關；假設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與丈夫對其進行經濟和個人控制的可能性正相關；假設丈夫失業與家庭收入低與丈夫對妻子進行經濟和個人控制的可能性正相關。

關于“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筆者采用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婦女的家庭暴力定義，包括強制性控制和性別控制兩個面向。性別控制是確切存在的家庭暴力形式。以往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通常局限于暴力行為，使用各種沖突策略量表來測量，這些暴力行為通常包括情感虐待、肢體暴力，以及性暴力，而男性對女性的性別控制往往被忽略。

經濟緊張是指由于收入低、臨時或長期失業等原因，缺乏滿足家庭需要的經濟資源。筆者依據最開始應用于研究經濟緊張與兒童福利問題的家庭壓力模型，將經濟緊張與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聯系起來。該模型認為，由失業和經濟緊張導致的經濟苦惱會進一步引發婚姻沖突，同時會降低教養質量和損害兒童福祉。

丈夫失業這一社會性結構壓力是造成經濟緊張的重要原因。目前有三個理論視角來解釋丈夫失業和針對妻子的家庭暴力的聯系：丈夫失業是丈夫自身和整個家庭的壓力源，這會增加丈夫對妻子家暴的風險；丈夫失業會削弱其自身掙錢養家的角色、經濟控制感以及安全感，從而會促使丈夫加強對其妻子的經濟控制和個人控制；丈夫失業后，有更多時間待在家，更容易與妻子產生消極互動，導致家暴發生。

由家庭收入低引發的經濟緊張會讓夫妻難以負擔他們的日常生活開銷。經濟壓力源會與其他壓力源產生合力，比如與教養問題、家務勞動分工不均問題、家庭關系維系等問題，使伴侶雙方的心理健康都受到損害。由經濟緊張造成的家庭壓力程度越高，丈夫越容易對妻子進行家暴。

感知經濟緊張是指自我感知到的經濟困難和失業狀態，是家庭壓力模型中一種感知壓力源。感知經濟緊張反映了性別和收入不平等，這對研究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有重要參考意義。經濟困難是壓力的重要社會和心理來源，相較于客觀經濟緊張，感知經濟緊張對家庭暴力的影響可能會更大。

經濟緊張是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發生的重要因素

利用2017年的成都調查數據，筆者旨在綜合考察主觀與客觀經濟緊張對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行為的影響，經過實證調查與數據分析，有如下發現。

第一，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與丈夫對其進行家庭暴力行為的發生率正相關，但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是否會誘發家庭暴力行為還需要進一步考察。筆者認為，當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高時，會產生很多負面情緒，這些負面情緒可能引發家庭沖突。感知經濟緊張蘊含了對家庭經濟狀況的自我評估，當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高時，會誘發關于家庭責任的負面情緒和家庭沖突，從而導致家庭暴力的發生。同樣的，丈夫可能會產生相似的感知經濟緊張感受，引發相似的負面情緒，從而導致家庭暴力的發生。遺憾的是，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中沒有丈夫的報告數據。當然，本研究的目的不是要譴責受害者。經濟緊張所造成的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家庭暴力的發生。

第二，丈夫失業和家庭收入低與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行為都不顯著相關。但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與其遭受家庭暴力是顯著相關的。丈夫失業和家庭收入低或許只會增加丈夫對其妻子進行性別控制的可能性，但并不直接影響丈夫的暴力行為。

第三，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程度越高，丈夫對家庭經濟的控制增強，但對妻子的人身控制不會增強。這一發現與中國家庭的父權制特點相一致，丈夫總是被期望為家庭提供經濟支持的。但妻子在打理家庭的具體開銷時，對家庭的經濟困難有更強烈的感受，同時會將這種感受傳達給丈夫，因此，丈夫會增加對家庭經濟的控制，同時限制妻子對家庭經濟資源的掌控。感知經濟緊張是一個主觀的經濟壓力概念，它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經濟不平等內涵，這也體現了本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譴責受害者。

第四，家庭收入低會增加丈夫對妻子進行人身控制和經濟控制的可能性，但丈夫失業只會增加對妻子的經濟控制的可能性。這與之前在美國的研究發現一致，當丈夫不能勝任家庭經濟提供者這一角色時，妻子會很失望，丈夫也產生不能勝任的失落感。這些消極情緒會增加夫妻沖突，進而提高家庭暴力發生的風險。本研究發現，當家庭缺乏經濟資源時，丈夫的養家角色會被削弱，這會影響男人的男子漢氣質，這與在西方的發現是一致的。丈夫這種不勝任感會促使他們采取增強對妻子經濟控制的策略。

盡管有所局限，本研究使用家庭壓力模型對成都女性的家庭暴力經歷進行了很好的本土化分析。家庭壓力模型將經濟緊張視為重要壓力源，這可以部分解釋丈夫的暴力行為和性別控制行為，這在中國社會同樣適用。同時，本研究啟示我們，在研究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時，要關注性別和收入不平等，主觀和客觀經濟緊張等社會及心理因素的影響，在更寬泛的社會和家庭情境中，考察妻子的感知經濟緊張與遭受家庭暴力的關系，關注性別和社會因素對家庭暴力的影響。

（鄭莉、徐小禾、劉藝璇單位：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王建、徐睿單位：成都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